据说三名农管人员虽然被枪射伤，却无生命危险，他们被猪场的场长射伤，是受害者。随着卢贵友归案，事情似乎尘埃落定，但有些问题不得不拿出来讨论。农管是否有权强拆，是否要因拆除建筑而承担责任?有权不能任性，如果违法没有成本，那么维权就没有保障。
农管拆除猪场
农管与农民的冲突，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以往因为都是农管占上风，农民跌叫苦，所以没有引发关注。但有关信息可以在网络上查询获知，以往我们的文章里也曾略加引用。公众虽然嘴上不说，但打心底都同情，过去同情一个被滥用的权力威慑的弱者，如今则同情一个犯罪嫌疑人。但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有人对违法行使权力进行制止，尽管卢贵友因为使用枪支涉嫌犯罪，法律会施加相应的惩罚。他的悲剧性结局刺痛大众敏感的神经，因为这个冲突的本质是行政越权和农民维权的激烈对抗，前者为了完成任务，后者为了生活，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犯罪。如果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当此之时，公民疑惑于在道德和法律面前该何去何从。
假设网传消息为真实可靠的，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有人同情一个嫌疑人?答案是因为农管拆除猪圈的行为是彻头彻尾的违法行为。我们知道，合法的建筑也好，违法的建筑也罢，一个行政机关必须具备行政强制执行权才能将其拆除。该行政强制执行权只能由法律设定，且不能委托。
然而，迄今为止并无一部法律授予农管行政强制执行权，故他们无权拆除任何建筑，无论建筑是违法还是合法。何况，农管本来是事业组织而非行政机关，只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才享有行政权，若超越法律的范围就是普通组织，组织中的成员此时即为普通人，对普通人的侵权行为当然可以进行抵抗，就抵抗本身应当构成正当防卫。
根据法治的精神，适当的抵抗权应该予以保护，不仅有利于当事人维护自己的权利，更是公民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方式。同样，对待抵抗违法强拆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法处置，不能因为它是抵抗公权力就罪加一等。
如果强拆者只是因阻止非法强拆而将强拆人员打伤，未造成生命危险，则应当不考虑适用《刑法》，以保持刑法的谦抑性，避免刑狱滥兴，如果非考虑适用刑法，也应当排除其他因素，以正当防卫来对行为人的行为定性。毕竟，在这些事件中，老百姓都是被动抵抗自卫，从未主动出击。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总得有一条路要走，如果堵死了路，就是狗也会跳墙。
在这里，想起19世纪的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曾经描述过的一个失魂落魄的罪犯，冉阿让勤劳踏实，但是一贫如洗，有姐姐的7个孩子要养，趁夜在面包店偷了一块面包，被判刑4年，多次尝试越狱后加刑15年。
雨果的原话是“他这个劳动者没有活干，他这勤劳的人缺少面包，如果这还不算一件严重的事的话。那么后来，有了过错又承认了，惩罚是不是太残忍，是不是太过火呢?执法方面是不是比有罪方面的过错更大呢?”
卢贵友自首前的让堂弟卖掉自己养的猪，以替他还债。一个人虽然即将入狱，却还想着对他人的亏欠，倘若不公正地严厉惩罚这样的人，不是会寒了全社会的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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