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拆迁队开至重庆九龙坡杨家坪鹤兴路杨武家的房前，准备实施强拆。面临来势汹汹的拆迁队，杨氏夫妇并未退缩，夫妻二人分工抵御强拆。杨武携带煤气罐，紧握拳头守住家门，吴萍则站到屋顶之上，挂起一面五星红旗和写着“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标语的横幅，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高声宣讲民生民权。夫妻二人的这一举措被摄像机记录下来，各路媒体纷纷跟进将他们的影像传遍了国内外。重庆地方政府顶不住舆论压力，最终组织双方调解，杨武拿到了满意的补偿款。
与杨武家同时动迁的还有其他280户，但敢于同拆迁队的抗争维权者并获得胜利者寥寥无几。“最牛拆迁户”之成功背后有值得发掘的原因和意义。
传统意义上的拆迁户维权案件中，拆迁户是比较明确提出诉求的个人或者群体，他们因为利益被剥夺而提出利益诉求、价值诉求，他们作为博弈的主体，对象明确、边界清晰。成功的拆迁维权案例，往往不具备对象明确、边界清晰的特点。这是最牛钉子户杨武维权的特点，也是其他实例诸如北京正阳艺术村维权事例的特点。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多元主体协同维权。此时，只要舆论监督还是有效问题总会化解。从采取恰当维权手段到吸引多元化主体的参与，再到成功维权，这其中有很多机理需要解释。
我们之前提出”媒介化维权“的观点，是在复述十多年前的研究成果。“媒介化”已经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维权领域的作用尤其明显。在拆迁领域，“媒介化”使得拆迁维权由拆迁户与拆迁方的博弈，上升到了具有共同利益诉求、价值诉求的人群同拆迁方的博弈，这大大增加了维权的胜算。媒介化的语境下，维权分为两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维权的过程能够吸纳其他主体协同参与。
最牛钉子户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同时符合媒介化维权的“两步走”规律。第一，他们未采取暴力措施，虽然杨武身上挂着煤气罐，拳头紧握，但是并未采取诸如点火引爆、投掷石块、泼洒石灰等“过激”行为。这是最基本的前提，但光有这保持文明还不够，众多强拆事件中，拆迁户未实施反抗的结果是眼睁睁地看着物屋子被拆。理性文明不是无动于衷。
秘诀在于保持一个合适的比率，我们称之为度。这既要求拆迁户不能采取过激行为，但又要积极维权。满足了不采取暴力措施的条件后 接下来所采取的行动具有更高的要求。满足要求的具体措施，是基于社会心理学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三项：
第一，适度地运用弱者身份。一些学者认为弱者身份具有强大的社会力量，蕴含着潜力和伸张正义的意味，能够享受制度性或政策性庇护。弱者进行维权之时，以暴露自身的弱者身份或自我弱化来进行抗争，可以引来社会力量的关注与支持。以弱者身份为武器，同以法律为武器一样为一项技术，能否最大发挥其威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运用它。上一篇文章我们提到，自焚、自缢是表达弱者身份最激烈的方式，虽然的确引来来关注，但未获得支持，导致最终维权结果不理想。而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拆迁队，拆迁队工具齐全，相反，拆迁户这边招架无能，由此形成的强烈反差只在视觉上都给给人一种冲击，更多的人会因为他们弱小而加以声援。
第二，抗争表演。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将戏剧艺术中的两个相关联的术语“表演”和“剧目”引入维权的隐喻，可以发现维权的很多特点曾不断地出现，不同的维权事件往往享用同一个剧本。因而该种表演一旦出现，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并借助这些观众，扩大“维权表演”的传播度。广义上，喝农药、自焚、跳楼都属于维权表演，这些做法不仅自我伤残，而且挑战社会道德的底线，导致关注度有限亦不能持久。最牛钉子户杨武携带煤气罐，紧握拳头傲立于房前，其妻于屋顶之上手握《宪法》与《物权法》，大声宣讲民生民权，从现场拍摄的图片和视频来看，像是在进行一场表演。成功之处，是以出奇制胜而适当的抗争表演，赢得全国观众的同情与支持。
第三，由弱者身份和抗争表演得以奏效的前提是对公民权的呼唤。人类早在2000年前就发明了共和国体制下的公民权，拥有公民权的人享有充分的知情权、表达权，这些权利在随后数百年的集权扩张与社会道德堕落后不复存在。第四次传播革命以来，公民在言论上的自我赋权，不仅再次呼吁知情权与表达权，而且也有能力打破传统媒体(电视、报纸、书籍等)对信息源的掌控。新媒体的兴起对传统有天然的反叛倾向，而拆迁维权正好满足了这种倾向。维权中进行各种形式宣讲公民权内容的举动，更受它们青睐。
第二部分，是维权过程公开呈现在公众面前，激发大量社会公众的舆论声援。
媒介化维权以巧妙地运用几种大众心理，激发社会公众的舆论声援。得以进行的前提是，信息源蜂窝式增长、自媒体即时传播和全面信息监管的失效，以此给公众赋权，将权利变成权力。
由拆迁维权表演组成各种丰富的媒介形态，互相支持、互相补充，塑造出多层次、立体化的维权环境。维权者可以借助多种方式抗争，这些抗争又会牵动其他遇到类似困境的人和关心社会公义者的神经。2009年《阿凡达》上映后，很快就有人借阿凡达反抗地球殖民者的故事控诉遭强拆的经历，说《阿凡达》这部电影本质上是在讲述一次伟大的拆迁斗争，也有说《阿凡达》是“史上最牛钉子户(外星人)VS最惨拆迁队(地球人)”。观众们在这样的环境下能体会荒谬、荒诞、黑色幽默等特殊感情，并享用这种情感，将事件传播开来。这是一种比单纯的怜悯和愤怒更有强的情绪力量。
虽然长期处于这种情绪下正是犬儒主义的温床，但道德尚水准尚未堕落至低谷的社会，更可能迫使犯错者纠正错误。杨氏夫妇的维权过程与电影中的场景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其中蕴含能引发荒诞感的场景，也成为了其他同题材作品的灵感来源，无形之中，提升了全社会对该强拆事件的关注度，默默地推动事情发展。
就在三年后，一个名叫“钉子户大战拆迁队”的网络游戏在网络上蹿红，引起强烈的反响。在这款游戏里，画面左侧是一栋孤零零的楼房，楼房生命值为100，游戏开始以后会有拆迁队源源不断地对房子进攻。玩家要召唤“丁家人”(钉子户)去保卫房子，并可以对人物进行升级，增强攻击力。游戏十分写实，拆迁队的武器有推土机、铁棍、毒蛇、大粪与小黑屋——对应太原的黑保安趁夜翻墙把钉子户打死等等现实中发生的真实案件。这款游戏迎合了很多受众的心理诉求，玩家妖魔化拆迁队，移情拆迁户，来对现实的不满进行宣泄，塑成一种对地方无形的压力。
意见领袖和专业团体(包括律师团体、记者团体、艺术家团体)通常受人之托或出于公共社会责任感介入这些拆迁事件，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与特长左右事件避免其朝着不利于弱势群体的方向发展。
重庆最牛拆迁户正是导演了一场大众传媒的荒诞剧，该事件没有突破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却因其独特的形式，勾起与他们有同样或者类似诉求的人以及具有社会责任感者的关注，特别是影响力遍及海外，让地方承受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又因为此事在是非对错上没有可争论的余地。才避免了越拆越穷或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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