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是2001年《拆迁与补偿条例》施行后第三年，也是暴力拆迁开始大规模爆发的元年，拆迁户采取自我伤害的方式进行维权，显著的表现是用火进行自我烧毁。
2003年8月22日，发生了翁彪自焚的事件。南京市玄武区邓府巷旧城改造，同庆里28号居民翁彪家被非法强拆。翁彪手持汽油冲往拆迁指挥部，在身上浇满汽油然后点火自焚。翁彪本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拆迁办6人受伤，南京所有拆迁项目全部暂停，家属获得65平方米的住处，26万慰问金。邓府巷七八十户居民集体上访。
翁彪自焚，导致拆迁项目停止。后来自焚者是否知道此不得而知，但如果后来者也希望用自焚这样悲壮的方式阻止拆迁，事实证明已经达不到目的。
同年的9月15日，安微青阳的朱正亮因旧城改造拆迁补偿不合理，前往金水桥前自焚，用DV记录刚刚建设的新房。朱正亮本人轻伤，新华社、人民网、南方都市报等报道，各大门户网站头条关注。但当地旧城改造依旧如期继续。
时间步入2005年，暴力拆迁在全国愈演愈烈，拆迁户们开始意识到自我伤害并不能阻止拆迁，有的拆迁户于是转而采用武力对抗拆迁方。
2005年3月一开春，广州从化市政府组织近千人的拆迁队伍，对该市街口镇小海桥区张灿成等人的商铺进行了暴力拆迁，老人与妇女被消防高压水枪射昏。张灿成带领邻居向拆迁队泼洒农药、浇淋汽油、和抛掷砖块。被以“妨害公务"判处一年六个月，拆迁照常进行。
还有2005年浙江杭州何费家被强制拆迁，户主何费拒绝打开自家铁门，并挥舞菜刀、威胁跳楼、开煤气示威对峙，被当场制服，强制拆迁。
仍然有人以自杀抗议， 6月5日，山东菏泽，牡丹区兴建香格里拉广场。以公益建设为名行商业开发之实，由于拆迁补偿偏低，李民生等居民不愿意拆迁。李民生以上吊的方式抗议，李身亡，但拆迁如期进行。
2007年格外特殊，我国和西方学者均将这一年作为划分我国拆迁时代的分水岭，因为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正式颁行。使得拆迁户维权有了基础和根据，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勇敢，对抗性也更趋激烈。
当年可称为年度新闻之一的是马家三口故意杀人案，以一家三口入狱为世人所惋惜。2007年3月22日，苏州”金铝新城物流园建设项目中，拆迁公司只补偿土地使用面积不补偿房屋价值，马雪明因此拒绝拆迁。苏州拆迁公司实施了强拆。马雪明使用砍刀砍杀拆迁人员致2人死亡1人重伤。马学明被判死刑，妻子杨根春被判无期徒刑，儿子马春凌被判徒刑8年。
次年发生的张剑刺毙拆迁人员案也广为人所关注。 张剑2008年5月14日，“张剑杀人案”:本溪华履房产以低廉补偿要求住户拆迁，建造豪华别墅商业区、并以掐电线、堵水井、打硬等方式强拆。张剑刺死拆迁人员，被判刑3年，缓刑五年，房子被拆。
海归夫妇潘蓉投掷汽油燃烧瓶抗拆获刑更是传遍海内外媒体。同年6月12日，上海机场集团兴建机场交通枢纽工程，计划拆除潘蓉480平米的四层楼房，潘蓉不满118万补偿。投掷汽油燃烧瓶对抗推土机，最终潘蓉夫妇被判处妨碍公务罪8个月。
至2009年，暴力抗拆仍不见减。5月底，又发生了王马玲故意伤害案。江苏宿迁的王马玲，因不堪人手拆迁人员的辱骂、威胁、殴打、骚扰等暴力行为，与两个弟弟和拆迁人员发生肢体冲突，酿成1死6伤悲剧。王马玲因故意伤害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并赔偿死者27万元。
10月9日，甚至出现年仅16岁的少年赵明阳刺死截访者的刑事案件。起因是顺赵明阳因拆迁款等问题与家人上访，将劫访者李小龙捅死，900多名村民为他联名求情，最终赵明阳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组织接访的原村书记藏军被判刑1年6个月，缓刑2年。
到11月，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唐福珍自焚案。成都金牛区因修建公路需要拆除唐福珍夫妇投资700万元的综合楼，仅补偿217万元。唐福珍夫妇拒绝拆迁。两天后，金牛区城管和公安强行拆除，遭到唐福珍拒绝，并采取过激手段阻止。唐福珍在与城管人员多次沟通无果后，两次在身上浇汽油自焚，造成的结果是唐福珍重度烧伤不治身亡，但房屋当天依然被拆。不过，唐福珍自焚于屋顶，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拆迁条例》合宪性的讨论，是中央废除《拆迁条例》的导火索。
以上是一些暴力抗拆的拆迁维权事例，不是全貌。我国每年过早拆除6.4亿平方米的房屋，十多年当中发生的拆迁难以计数，上述事例只是冰山一角，却至少已经可以说明，暴力抗拆不能得到满意的处理结果，即便得到了补偿，不可能全额补偿，且往往代价巨大。其实这也是共识。
只要是暴力维权，不论关注度的高低，往往都意味着失败。如上述以故意伤害、杀人定性的按理中，不论是全国普遍关注的马雪明还是关注度不高自缢而亡的李民生，都没能保全自己的房屋，不能获得公正的拆迁补偿，而且必须要承担刑事责任。
既然本期谈论的是2000年代的非制度化的维权，就意味没有重复司法途径维权失败原因的必要。就上述暴力抗拆为什么归于失败，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拆迁维权是一场拉锯战，但仍然有规则，触犯规则就会被施加惩罚。一旦出现暴力维权、自焚、杀人等极端情况，公安、司法机关必然介入，而这些暴力行为为法律严禁，暴力行为实施者必须负刑事责任，这也淡化了他们维权本身的正当性。
第二，弱者身份在双边的关系中难以起到效果。弱者身份简单说，就是一个人在一般观念里处于弱势地位，他可以因为拥有弱者身份得到保护。但弱者身份成立的前提是强者或弱者均受法律，至少受社会道德的约束，这种约束不能来自于强者自己，只能来自于社会或者第三人。在自然法已经崩坏的今天，强者只有在社会舆论的监督与批判下才会对弱者仁慈。拆迁户是一个典型的弱者，自残(包括自焚、自缢)是表达他们弱者身份最为激烈的手段。但单独面对拆迁方而无他人介入时，双方关系是不平衡的结构，正如同处在霍布斯自然状态下丛林中，没有公道也没有正义，此时强权即是真理。
第三，暴力、死亡等因素，挑战社会公众的道德底线。虽然历史上的人类政权热衷于战争，但人类天然地还是倾向于远离暴力动荡、寻求安宁平静。杀人和自杀事件本身挑战了社会道德底线，容易触发公众的抵触心理，事后很难得到大部分公众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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