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且，所谓预征收和拟征收还涉嫌非法限制农民的权利和增加农民的负担。法律虽然允许合法地限制农民土地权益，但必须满足一定的时间条件，时间上不得早于条件成熟。而拟征收错就错在它于法律允许之前，就先限制了农民的权益。这就像一个人尚未判徒刑，就被投入监狱服刑;如同一个人还未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就先被拉到法场枪决。很显然，这个行为属非法行为。
许多市镇却趋之若鹜，给农民带来了很多麻烦。辽宁葫芦岛市兴城市政府在2012年就以拟征收的方式，把某村的土地纳入城市规划区范围之内。1994年，李双成(化名)就承包了该村子的五亩土地，用来建果园，并定居在此，在果园内建设住房及库房。
拟征收后，他从兴城市市政府处获得‘补偿款’近10万元，若把他承包的土地连同果树、果子和地上的房屋、库房全部剥夺，则这点钱不过十分之一厘，远不足以弥补损失。幸运的是，‘拟征收’并没有立刻剥夺他的上述财产，他便继续经营果园。
国家的土地制度随着时间的流逝日趋完善，2014年开始，国家给五十五万个行政村的至少5亿农民都颁发了土地确权证。那时每个村庄都曾掀起一阵浪潮，村民们可以看见带着专业设备的勘测人员行走在田间地里，到了傍晚大家就在一块议论这些着装怪异的人。随后，一个红色的小本本就下发到家里，这股浪潮让人们不明觉厉。李双成在的村庄因为曾被‘预征收’，没有土地确权证。
这时他感到事情有些蹊跷：如果我们的土地被征收了，应该下发足额的补偿款，并把土地用作建设，不论用来建什么，反正不应该还被我我们使用。反过来一想，如果土地还能种，补偿款也没有发，可能意味着土地没有征收。进一步想，如果土地现在未征收，将来就很可能被征收。届时又怎么证明土地是自己的，并主张补偿?土地确权证这个重要证件也许能决定后半辈子的生活，思索再三，委托律师。
他于2018年12月向兴城市人民政府邮寄《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申请书》，申请对其承包的土地进行确权、登记、发证，对果园内唯一住房(村里)等房产确权、登记、发证。葫芦岛市政府于2019年1月29日作出答复，拒绝上述请求。随后向葫芦岛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受挫后，将葫芦岛市政府起诉至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幸的是，葫芦岛市中级法院形成了错误的判决。遵循律师的建议，李双成上诉，打算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与对方一决雌雄。
开庭那天，在不大的审判庭里，李双成和律师坐于法官的右前方，这是原告席，正对着葫芦岛市政府司法局的两名工作人员，他们是市长的代理人，出庭是职责，胜诉则不是，他们没有提交反驳上诉人的答辩状。
口若悬河的桑兆玉律师却尽力地施展律师的本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利。单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上诉人胜诉可以说毫无悬念。因为，被上诉人称某村土地已经被征收，确权已无意义。但他所称的征收实为拟征收，拟征收不是征收，不能发生行政征收的法律效果。2011年5月，国土游源新联各财政部、农业部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 [2011160 号) 文件，明确规定实行凭证管地制度;要求凡被征收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在办理征地手续之前，必须完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在征收拆迁时，要依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或农村集体土地使用证进行补偿。兴城市政府既然拟征收某村土地，当然必须对某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状况进行调查登记，并向承包人颁发确权证。
被上诉人又称兴城市政府没有权力颁发确权证，但《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辽宁省不动产登记办法》所指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了“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承包方，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表明兴城市政府负有颁发土地确权证的职责，不予颁发使得李双成的权利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严重影响了他的权利。据此，桑兆玉律师要求撤销一审判决和撤销葫芦岛市的行政复议决定书。
法院终于撤销一审判决和复议决定，并责令葫芦岛市政府重新受理复议申请并限期做出复议决定。转战一年多，终于取得成功。
判决下达给李双成，相当于得到了高院的一封尚方宝剑。同一个事实，同样的理由，先前遭政府拒绝，如今却能获政府支持。他再次向葫芦岛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后者于2020年1月23日作出复议决定：
确认兴城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关手申请农村集体土地登记发证的答复》 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责令兴城市人民政府依法受理申请人刘忠礼提出的《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申请书》并在法定期限内办理相关事宜。
本案部分判决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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