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很难想象，假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未将案子发回重审，将会发生什么情形，是公司因资金欠缺而陷入经营困难，还是会有什么更恶劣的事情，都再也无法想象了，这些可能出现的幻象都随着一纸行政判决书而烟消云散，被政府欺骗的农民企业家，从这至少弥补了900多万元的损失。但在一年前，这一切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之前，企业家委托的律师不知是什么原因，遗漏关键的程序，疏忽大意，实在不该!导致遭受了企业家败诉的后果。一审法院是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于2019年12月11日送达他的手上时，心情极为郁闷。
这可是900多万元啊!不是从天而降的钱!想想9年前(2012年)他抵押上大部分身家，才借了2000万来买了这25.79亩土地的使用权。本以为可以尽情在上面施工开发，却因为买地时政府承诺地上的道路并未存在，导致施工无法进行，损失数百万元。更为恶劣的是，企业家购买土地，本来就是为了建设，先把买地贷款清偿，下一步才是盈利，可政府却派人前来暴力阻碍施工，还殴打施工人员，这就使他斥巨资购买土地的长期利益落空。
政府还要对他在地上的房屋进行拆迁，他本来一再妥协，评估报告评估的结论是28017058.58元，虽然心有不满，可还是接受，何况政府使用暴力，使得他不同意也要同意，他是被迫同意。
但政府不知道尊重对方，将企业家的退让当做软弱，得寸进尺，居然让一个街道办用审计错误的理由，就要颠覆评估报告的结论，核减9017122.38元，想少给这些钱。如果这样做能得逞，那么法律还能令人信服吗?如果一审法院的判决不被改判，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吗?
一审败诉，农民企业家下定决心，一定要拿回这些被非法克扣的钱，属于自己的钱。
京平拆迁律师介入，维权成功。
他转而委托董琛律师做诉讼代理人，处理之前委托律师留下的摊子。董琛律师认为这个案子有可以操作的空间，合法的权益也许能够争取。她非常谦逊，说道，不是法律合乎公正，也不能说是企业家鸿运当头，只能说是法官公正无私，才允许她的辩才得以发挥作用。
拆迁补偿款的数额，究竟应以评估报告为准，还是以政府的核减结论为准?决定企业家能否得到这九百多万元。法律倘若值得人们信赖，它就应该对这个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只可惜，并没有法律、法规甚至规章对此做明确规定，还是得按照人的意志执行。
董律师接手了案件，就开始为原告维权。2021年3月12日，她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为企业家争取到了发回重审的机会，大家又振奋起来，这说明一切都未尘埃落定。
5个月后，董琛律师出庭，采取与原先那位律师不一样的策略，和被告市政府的代表和代理人对峙。双方就人数上可以说是势均力敌，就道理上而言，同样如此。一方面，被告市政府蛮横地单方面撕毁评估报告，企图用他们自己的标准侵害原告的利益，这是政府不讲理的地方;另一方面，原告企业家没有听取董律师的建议，在变更了的诉讼请求里，漫天要价高达9000多万元，远远高于评估报告的结论，本来就是难以得到法理支持的。
但出于尊重当事人的意愿，董律师还是尽力为他争取。董律师一共向法庭提交了37份证据，以争取上述款项，特别主张原评估报告评估的28017058.58元合法合理，政府单方面的财政核减不适当，被告应该按照评估报告给付原告剩余补偿款9017122.38元。被告市政府的律师向法庭提交17份证据材料，同样是证明自己的行为合法合理，双方激烈地对抗。
到庭审结尾时，合议庭的法官已经形成了内心的确信。但因为案情复杂，金额巨大，决定择日宣判。
就在开庭后的一个月后，法院终于宣判。法院判决被告高平市人民政府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原告拆迁补偿款9017122.38元。董琛律师凭借她的专业知识和辩才，为原告争取回了巨额利益。
在我国，无论刑事，行政还是民商事，二审改判一审判决的事概率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但这次二审，原告成功地在二审发挥重审后逆转困局，挽回900多万元的损失，可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事后，企业家仍觉得不公正，额外要求这九百多万元的利息，董琛律师在后续也为他争取到了。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上诉，争取更多他认为是合法的利益，这个诉讼尚未审结，他能否争取到利益，他在与政府的博弈中能否胜出?值得期待。
本案部分判决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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